西方媒体自认为互联网已经使得社会舆论进入“后真相”时代，但是“后真相”不意味着权威媒体就可以放弃真相。（互联网）
《联合早报》7月31日刊发拙文《警惕罗刹海市回响中的怨气和戾气》，在中国网络舆论场引发巨大反响。截至8月13日早上，网上相关信息超过2万1000条。在这些信息中，有自发支持鼓励我的，但也有部分网民认为我不应该质疑刀郎，看低《罗刹海市》的艺术成就。
这是在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近期质疑我的共产党员身份，而《联合早报》长期刊发我的文章之后，网络舆论迅速掀起的一场对我的批评。从分析来看，网上信息至少超过10%为疑似水军，同时也有超过10%的账号来自中国境外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时事评论员和研究员，也只是发表了一篇普通的文艺评论，且网上近期发表过的与我相似观点的评论文章不少，为什么单单只有我的文章引起如此巨大反响，被置于风口浪尖？
我更相信，网上的舆论，除了部分明显是故意扭曲我文章原意，乃至编造我没有说过的话而进行带风向、造谣，以及疑似网络水军或者蹭网络流量者外，绝大多数应该是一些网民的真实反应，也是中文网络舆论场现状的客观反映。
我本人出身贫寒，对音乐的爱好和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相似，一样曾经喜欢唱刀郎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等歌曲，一样觉得刀郎很有音乐特长和潜质。《警惕》一文是在高铁上写的，虽然写得匆忙，但认真读过全文的人，应该能够看得出，我的本意除了确实担忧社会民生之外，更是对刀郎有所惋惜和有更高期待，认为他的作品确实还存在很大的不足，与蒲松龄《罗刹海市》的艺术理念还有差距，在大胆批评社会不公现象的同时，应该继续传递阳光心态和正能量。我认为，作品流传越广就越要更高标准、更严要求，否则，其中的一点小瑕疵也会带来大的负面影响。我相信，领悟到这一点的刀郎，未来才会有更大成就。
认真读过我在中外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的人，也应该都能看出，我从来不只是一个唱赞歌的人，我同样对社会的不公、权力的嚣张给予许多不留情面的批评。我坚持认为批评、讽刺也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，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。同样，作为一个中国的时事评论员，我对中国的评论，也总是力求做到客观、理性，因此除了肯定之外，也有批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海内外读者认识真实的中国。
我大约是中国唯一用自己的实名，发表批评性评论的体制内人士。就我个人的前途来说，这样做是有巨大风险的，但我坚持下来。因为我襟怀坦荡，对自己的文章负责，同时也认为这更有利于听取民声，走群众路线。总需要有人说真话，为民生献上肺腑之言。就网民的反映来说，我认为，这至少说明以下事实：
第二，中国网络舆论场是相对开放的，所以能容纳包括《联合早报》在内的境外媒体不带偏见的声音。许多网站都开设有民情通道。所以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等西方媒体不应该对《联合早报》在中国受到的重视感到不解、嫉妒，而应该反思自身是否真正了解中国的互联网环境。
就我评论刀郎事件引发的部分网民反应来说，除了一些水军刻意带的风向，我尊重那是民意的一部分，认为不必要再参与争论。我们本就应该虚心听取群众批评。同时，我的文章能表达出一种观点，就达到启发人们认知的目的，对此我很感谢《联合早报》给予的平台。但基于以上三个判断，既然《华盛顿邮报》关注到我，我想就此发出几点回应：
第一，我所有言论只代表我个人观点，与中国官方和中共组织的立场无关。换言之，尽管能在中国境外发声的中国评论员不多，但并不是像《华盛顿邮报》所认为的那样，须要对我是不是中共党员的身份予以关注，而应该是像《联合早报》之前的回应所说，在中国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，人们往往都会与党有这样那样的关系，但这不等于我们没有言论自由，我们一样可以就社会时事发表个人意见。事实上，我这次遭到部分网民强烈批评，就说明一切都是民间舆论场的自发现象，反映的是部分的真实民意。
第二，中国网络舆论场是相对开放的，所以能容纳包括《联合早报》在内的境外媒体不带偏见的声音。许多网站都开设有民情通道。所以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等西方媒体不应该对《联合早报》在中国受到的重视感到不解、嫉妒，而应该反思自身是否真正了解中国的互联网环境。
第三，和世界各国都遭遇的挑战一样，互联网舆论的复杂性在中国同样存在。一方面，互联网为人们的自由表达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。我个人认为，最大影响之一是使人类社会有史以来，第一次真正打破了社会精英对舆论的垄断，让底层百姓也有了真正发言权。另一方面，作为一个开放舆论场，网上言论也会良莠不齐，这是必然的现象，我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。为此，权威媒体在互联网时代更应该倡导理性、反映事实，而不是带着意识形态偏见来鼓动民粹。
就我评论刀郎事件引发的部分网民反应来说，除了一些水军刻意带的风向，我尊重那是民意的一部分，认为不必要再参与争论。我们本就应该虚心听取群众批评。同时，我的文章能表达出一种观点，就达到启发人们认知的目的，对此我很感谢《联合早报》给予的平台。但基于以上三个判断，既然《华盛顿邮报》关注到我，我想就此发出几点回应：
首先，面对现代传播的巨大变革，坚守新闻伦理是中外媒体的共同责任。西方媒体自认为互联网已经使得社会舆论进入“后真相”时代，但是“后真相”不意味着权威媒体就可以放弃真相，反而更应该担当媒体责任，客观公正、为民发声。
其次，面对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，保持客观理性是中外媒体的共同担当。美国当前对中国进行全面抹黑、围堵，这是客观事实。这已经给亚太地区局势带来严重的冲突隐患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媒体越要秉持客观、理性的立场，传递和平、繁荣的共同信念。
再次，面对人类当前的巨大挑战，倡导命运与共是中外媒体的共同使命。两次世界大战殷鉴不远，但俄乌战争、气候变迁、经济危机、核扩散等挑战更加严峻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，媒体应该呼吁团结、包容、交流、合作，而不是强迫划线站队，激化矛盾、挑起纷争。
（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人 台海关系和舆情研究工作者）
